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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个孩子，她会教他说话，认字唱歌，认识这个世界。李云想象过无数次，也期待过无数次。
2022年被确诊为不孕不育后，她在医院治疗了两年，做了十多次手术，都与辅助生殖有关。包括两次人工授精和七次胚胎移植手术。但她并没有等来自己想要的结果。
只有第五次移植，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胚胎在她子宫扎根，但最终没有发育起来。她没有来得及感受胎心的跳动，却依然感觉到生命在她体内消逝。同样的丧失，她经历了九次。
李云今年33岁，生活在河南南阳农村，婚后十年里，她和丈夫秦立试过很多方法，但始终没有孩子。辅助生殖技术一度让她看到希望，治疗的两年里，离开土地的日子，她多数时间在医院度过，花掉积蓄，但多次失败后，她像泄了气的皮球。情绪来回拉扯，有时万念俱灰，有时又想继续挣扎。
她仍然没有放弃成为母亲的念想。除了对生命的渴望，还有她认为的，作为一名女性，生育的权利和尊严。
希望一次次落空
为了成为母亲，她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
2022年，被确诊“不排卵性不孕症”后，李云在当年做了两次人工授精，均以失败告终。
之后，她踏上试管移植之路，在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取卵，然后移植胚胎。
她需要让身体做精密的准备。取卵之前，为促进卵泡的最终成熟，月经第三天开始，李云要连续打十天左右的针剂，最多时一天打四针，一支肝素、两支黄体酮、一支粒细胞刺激因子。
移植前，李云要经历一系列的注射和吃药。本文图片均为 受访者供图
家离市里医院远，只能把针剂拿回家。护士教过，但秦立总是手抖。第一次帮妻子打针，他反复提醒自己要冷静、小心，要一次成功，不要让妻子太痛，但他不敢用力推，针头缓慢刺进，药剂推不出来，只能拔出来重新扎。李云看着他着急的样子，又痛又好笑。
于是，秦立每天拿着注射器，在冬瓜、土豆或者南瓜上一遍遍扎针练习。
促排这几天，李云每隔两天要到医院检查、抽血。2022年12月，她第一次住院。打了夜针后，她不能再剧烈活动，因为肚子里有卵泡。躺在病床上无聊，她除了玩手机，就是和病房的人聊天。
病房就三个姑娘，年龄差不多。李云要一胎。隔壁二床的姑娘要二胎。三床的姑娘要三胎。她们都想着一件事，早点取卵，在实验室和男人的精子配成胚胎。
真正紧张的时刻从取卵那天早上开始。她换好手术服，在等待室，听到手术室里的姑娘传出痛苦的叫声。
2023年1月第一次取卵，天还很冷。李云开始有点出汗。在手术室门口，门推开的瞬间，她更加清晰地听到里面“撕心裂肺的惨叫”，心提到了嗓子眼。但是想到自己是全麻，于是假装淡定，走上手术台。医生给她冲洗阴道，麻醉，她失去意识。30厘米长的取卵针通过阴道，进到卵巢。苏醒后，她已经躺在观察室。
她略微感觉疼痛。
李云取过两次卵，第二次是在同年4月，她在本子上记录着每一颗卵泡的大小。第一次取了八颗，第二次卵泡全长起来了，取了十九颗。第二次取卵之后，腹部像喝了一桶水一样胀。她又住院五天，输消炎水，担心取卵之后的后遗症。
取卵三天后，才知道配成胚胎的情况以及是否可以移植。等待的过程中，她会逐渐焦虑起来。
移植手术也有相应的要求。来月经的第三天开始，她要去医院检查，服用七天的药物，然后返院检查，服用六天的药物，再检查，医生定移植日期，再服用四天或者五天的药物，才把胚胎移植到子宫。
在等待室，等待移植的女人们讨论起来，李云看到她们脸上期待的神情。一想到马上有新生命到自己肚子里，她无比兴奋，忘掉了所有的恐惧与紧张。
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生殖科里的患者。
一根管子进入子宫，几分钟后，移植完成了，并不痛苦。最煎熬的是手术之后的十四天。
十四天之后返院抽血，根据HCG（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的指标判断，数值很低，表明没怀孕。接着停掉促进胚胎发育的药，再等下次月经来。移植失败的胚胎在体内分解。
通常过了五六天，大家就开始用试纸测试。李云也忍不住，测不到怀孕的迹象，她比前一天更焦虑低落。
每次到了第十四天，她和秦立就像开奖一样，等待命运的宣判。
配成的11个胚胎，她当成11个孩子，分七次移植。医生告诉她，每一个都有50%的成功率。
稍微接近成功的时刻出现在第四次移植后，第十二天，李云提前到镇卫生院抽血，HCG的数值显示她怀孕了。然而到了第十四天去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指标却下降了。医生告诉她，胚胎没长起来，这在医学上称为“生化妊娠”，意思是胚胎刚扎根，但最终没有继续发育。
其他几次，“种子一点没发芽”。她和丈夫习惯用土地比喻自己的身体，用农作物来比喻胚胎。她说，她擅长种地，但对生育这件事，却无能为力。
更大的希望出现在第五次。胚胎已经着床，HCG的数值很好。但到第二十八天定期检查，却发现没有了胎心。
不得不流产。这次，李云记得特别清楚，时间是2023年7月11日。医生给她开了药。回家后，她不舍得吃，好不容易看到怀孕的希望，会不会医院判断错误？过几天，胚胎会不会再发育？
那时秦立没在家，过了几天，婆婆陪她去镇卫生院检查，还是没有胎心。
吃药过了十几分钟，她的手失去知觉，掌心发麻。接着，肚子疼痛。她双手捂着肚子，跪在床上。
疼痛持续二十分钟左右，阴道开始流血。她缓慢挪动到厕所，血一直流。她慌了神，出了很多汗，顺着脸颊流下来，浸湿了衣服。她把自己反锁在房间，哭了好几天。
她到县医院做B超，显示有残留，又做了清宫手术。身体暂且休息了一年。2024年的7月，她再次鼓起勇气，去郑州的河南省人民医院检查，发现有宫腔息肉，于是做了一次宫腔镜手术。
两个月后，月经来了，她又回到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始新一轮的胚胎移植流程。第六次移植手术。
十四天之后，没有怀孕的迹象。没过几天，月经又来了。赶往南阳，开始下一个周期。第七次移植手术。
她感觉自己像流水线上的某个产品，走完了一套既定的流程。血抽到胳膊青了紫了，伤口还没长好，又继续抽取。
李云在笔记本上记录着每次打针、用药、抽血、取卵、移植的时间和次数。两年多的时间里，她共做了十四次手术。
李云记录的治疗过程。
被试管改变的生活
秦立时常忍不住想象，如果有一个孩子，“那就是天伦之梦”。
看邻居、亲戚把孩子抱着、背着满处跑，他希望有个小孩，听孩子喊爸爸的声音。有时候聊天，他对妻子说，以后你辅导孩子功课，我负责赚钱。
婚后第二年，他们计划要孩子。但婚后三年，肚子始终没有动静。李云也吃过中药，没有结果，于是想到辅助生殖。
他们存了几万块钱后，就决定去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这是离家最近的一所三甲医院，距离一百多公里。
两年里，李云往返医院五十多次。早上5点起床，坐6点的大巴准时出发，8点多到医院。为了省钱，她每次乘坐35元一趟的车，从县里到市里单程两小时左右。
有时看完病，能赶上下午四点多的那趟火车，她会更开心，因为车费只要15块。
如果是做移植手术，她会带上一根棒糖糖。当地有说法是，小孩子喜欢吃糖，希望借此把孩子留住。
自卑感潜伏在她心里。她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是，女人结了婚就要生儿育女。尤其在小地方，亲戚、朋友、邻居，可能出于关心，也出于嘲笑，问她，你结婚这么久，咋不生个小孩？“这种时候，总不能跟人家说，我生不了吧。”
她始终有一种感觉，对男人来说，生孩子是最重要的，女性承担生儿育女的任务，丈夫作为家族里的长子长孙，身负传宗接代的重任。
秦立会跟父母解释，不孕不像感冒，吃药就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公婆也理解，没有催促过李云。
当她就是生不了孩子时，也感觉命运似乎有点不公。对于别人看似容易的一件事，到她这里，却变得异常艰辛。她身边30多岁的朋友，都是已婚已育。
一晃几年过去。乡村是熟人社会，一个人知道，全村人都知道。有人出于好意，给她介绍医生。她有一个闺蜜，生了两个姑娘，一个儿子。每次生完，就把衣服给她。
在当地，这寄寓着早日怀孕的祝福。但这些好意，无形中成为包围她的压力。
治疗过程中，李云前后打了100多次针剂。打完促排卵针，她看起来变胖了。村民问她，她说是在家休息，吃得多，身体变好了。她没有说，这是激素带来的副作用。
心情格外不好时，晚饭后，她就出去跑步，或者快走。手机里的数据记载着，她一年走了700多公里，相当于消耗1822个鸡蛋。她在村子里面来回绕圈，累了就回家喝点粥，倒床就睡。
有时，她能从村里走到县城，这是她发泄的一种方式。她是村里不多见的年轻人，大家都出去打工了。
做试管加重了她和丈夫的经济负担。2024年7月做宫腔镜手术，当医生问她是否要全麻时，她心想，2022年割过一次（息肉），这次不会这么倒霉吧？她决定省下全麻的1500元。
没想到，随着冰冷的手术器械进到子宫后，她被告知，里面有息肉，还有一点粘连。医生让她考虑是否次日全麻后取掉息肉。她想到，一次性的手术器械已经交过一两千，拖到第二天，又要重新交费。
她咬咬牙，想忍一下算了。在没有全麻的情况下，医生为她割了息肉。她至今记得那种让她喘不过气的疼痛。
这两年，李云马不停蹄地跑来跑去，身体从未得到休息。一个原因是，胚胎冻在医院，需要钱。除去一年1000多元的保存费，还有冷冻费，一管2000多元。
风里来雨里去，她习惯了。频繁往来于医院，她没法做其他工作，无法不停地请假。农忙时节，她就在家种地。干完自己的活儿，她再去别人地里帮忙。秋天摘猕猴桃，或帮其他人采摘、拔草。一天能挣70元钱，最少要干8个小时。
6月，她忙着种花生。加上亲戚家的地，种了十亩，100多斤种子。持续几天，她把一粒粒花生丢进坑里，用土埋起来，等待发芽。
李云在地里种花生。
反复移植失败的原因
多次试管移植未果后，这对年轻夫妻开始回想失败的原因。
李云的情况通常被称为“反复种植失败”。根据《中华医学杂志》2023年1月发表、中国医师协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专家组撰写的《反复种植失败临床诊治中国专家共识》（以下简称《共识》），反复种植失败（recurrent implantation failure，RIF）精确定义尚未达成共识，建议定义为，40岁以下成年女性，在3个新鲜或冷冻周期内移植至少3枚优质胚胎后，仍未能实现临床妊娠。
2024年7月，李云在河南省人民医院做的那次宫腔镜检查，医院对息肉进行了化验，属于良性的增殖。李云和秦立表示，在此之前，反复种植失败后，南阳医院并没有对宫腔环境全面检查，排除移植失败可能的原因。
李云做试管的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是她和秦立在了解后选择的。根据医院官网介绍，2001年南阳市首例试管婴儿在该院诞生。目前试管婴儿成功率达60%以上，人工授精成功率达10%-15%，年门诊量达70000人次。
今年4月11日，李云向当地卫健委提出：试管手术反复失败，多次请求医院希望找到原因。
6月4日，她收到了当地卫健委的书面回复：根据现代医学证实，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成功率受多重因素影响，其成功率并非100%。病因复杂，包括母体因素、男性因素和胚胎因素等。《反复移植失败临床诊治中国专家共识》明确指出，目前对反复种植失败尚缺乏成熟、统一的认知，一方面是由于许多反复种植失败患者难以找到确切病因，另一方面是因为目前缺乏具备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的筛查及诊断方法。
李云收到的处理意见书。
李云对这一回复并不认可。今年4月底，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曾与李云夫妻二人协商。根据录音，秦立再次提到宫腔环境未排查的问题，以及质疑这是否影响了李云的生化和胎停。他强调，2022年那次割息肉也是在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宫腔镜手术中做的，但取出来的息肉没有送检。
《共识》中提到，子宫内膜息肉是最常见的干扰胚胎着床的子宫病变之一。
《共识》中也提到，目前对RIF，检查和治疗手段繁多，部分治疗的效果存在显著争议，过度治疗、超适应证用药等现象普遍存在。
医院的一名医生在协商中表示，宫腔环境只是一方面，胎停的原因很多，比如胚胎和精子质量不好。李云说，根据检查报告，胚胎是优质的，精子活力也很好。
秦立翻出《民法典》法条继续说，他认为医院有过错，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一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和医院的两次协商后，他们得到的回应是，医院没有过错。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宣传科的工作人员在6月30日告诉澎湃新闻，此前医院已经针对李云夫妻提出的疑问一一给予解答，对于医院是否存在过错，建议她走司法程序进行鉴定。
秦立说，他在网上咨询过医疗纠纷的律师，但因收费太高而放弃。李云也心疼钱，从2024年9月1日开始，河南省将“取卵术”等部分治疗性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她的最后两次移植报销了几百块钱。之前，他们在辅助生殖上已经花费了十万左右。
家里的收入主要来自猕猴桃。初秋猕猴桃成熟后，批发商会来收货，一亩地大概四五千斤，一斤挣5毛钱，他们一年的收入最多时为五六万元。
在一次次等待和失望后，李云身心疲惫。她曾想过换医院，但胚胎冻在医院，她不知道是否可以带走。
秦立知道，这不是妻子一个人的事情。他吃了一个月的药，治疗男性精子碎片率，但身体上的痛苦，主要是妻子在承受。他发现，过去他开车时，妻子在副驾驶有说有笑，李云喜欢唱歌、拍小视频。现在，她不再唱歌。
李云会去探察治疗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医院可能的过失，比如是否给病历，药物的选择等等。她将自己的疑问一条条写在纸上。翻看病历时，她指着一张检查单说，这张里的促甲状腺激素，别人高了就给开药，我的就没开药。
秦立提醒她，这些根本就不是关键问题。他查过所有药物对应的治疗目的。“刚好两个药物重叠了，你不能说人家没给你治。”
“你的意见也不一定对，毕竟你不是专家。”李云说。
秦立沉默了几秒，指着一张检查报告单说，我认为宫腔环境的问题没有排除。
说完，他继续整理妻子310页的病历单，按照页码排好顺序。“花了那么多钱，都变成纸回来了。”李云在一旁嘀咕。
厚厚的病历资料。
生育的权利与尊严
几次移植失败后，晚上睡不着觉，李云开始吃安眠药。她感觉自己陷在传统生育观念的沼泽里，无法解脱。
秦立回来开导她，不要想太多，身体健康最重要。这件对她来说极其隐私的事情，她只能跟丈夫诉说。极度无助时，她情绪崩溃大哭，忍不住抱怨：你是个男人，你什么都不懂。针都打在我身上，做手术的人都是我。
但秦立也有无处诉说的烦恼。刚开始的一年，他每次都陪妻子去医院，等她做完手术后接她回家。后来需要挣钱，他又去湖北打工，在工地上开大货车。从此，李云便习惯自己一个人去医院。
屡次失败后，丈夫逐渐接受了现实，他不再显露出特别的悲喜。李云把这种平静的情绪归结于，他做不到和她感同身受。
他能做的，就是带她去县城周边的山上或河边看看风景。她不愿坐车去更远的地方。因为之前的三年，她几乎每天都坐在丈夫的车上，和他一起去工地送货、干活。
那时她想，只要两个人心心相印，劲儿往一处用，总会过上好日子。
他们通常早上四五点起来，把铝合金等建筑材料装上货车，再拉到工地上。这份工作辛苦，也充满危险。夏天，她要在烈日底下干几个小时，有时热到中暑。有次不注意，手被钢管撞到骨折。她打着石膏，用另一只手继续工作。
刚开始，秦立借钱买了一辆柴油小货车。有次行驶在路上，车子突发故障，熄不了火，一直往前滑动。车尾冒出浓浓黑烟，发出粗粝的轰鸣声，秦立只能把车拐到路边，让李云跳下车，她吓得哭了。
后来他们挣了些钱，卖了小货车，换了一辆四米长的厢式货车。
丈夫有时心疼她，认为她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大专药学专业毕业后，她在郑州的药店工作了一年。父母希望她回老家，找一个离家近的婆家。结婚之前，她在镇上的小学当代课老师，同时教一年级的数学和三年级的英语，每月工资一千出头。
后来，遇到初中学历的丈夫，两人自由恋爱。秦立家里条件不好，父母都是农民。婚后，为了多挣钱，让生活更好，李云说，自己做出了“最利于家庭的选择”。
结婚时，他们在县城的边缘买了一套房子。婚房是借钱买的，秦立自己装修了电视墙和柜子。父母给她买的冰箱，沙发、床垫没用过几次，但已经陈旧泛黄。秦立打工走后，她把所有东西用布包得严严实实，以免落灰。墙上挂着他们曾经的结婚照。十年过去，丈夫已经从白皙的青年，变成黝黑的中年人。
李云和秦立婚房里的喜字。
现在县城往北边发展，南边逐渐冷清。当年的新房变成了老破小。楼下的饭店倒闭，只剩下一间间积灰的空房子。买了房之后，一直空置着。这些年，丈夫打工回来了，就像酒店一样，临时住一下，但没有燃气，做不了饭。
李云说，大城市的女性把自我价值放在第一位，更多考虑工作和成长。农村或者小地方的人，则是把家庭和婚姻放在首位。
辞掉工作后，她也想过找一份更体面的工作，但都不如跟丈夫在工地上跑挣得多。在她眼里，什么工作都一样，能赚到钱就行。
为了怀孕，她回到老家治疗。第七次试管移植结束后，她冻在医院的胚胎已经用完。她继续回到村里种地。
今年干旱尤其严重。她说，几个月没下过雨，河流也近乎枯竭，种地要抽水灌溉。她和公婆早上四五点起来，天没亮就到地里。弯腰几个小时，又晒又热。累的时候，她只想快点把活干完，回家能喘口气。
前几天种完花生，雨下了三天，她说，有雨水，花生会长得很好。等它发芽了，就不用再管。它很耐旱，靠天吃饭。
而她的生育之路，漫长而艰辛。能够有一个孩子，“是我作为女性的权利和尊严”。
她思考过尊严丢失的原因。“整个社会传递的观念是，女人35岁之前是黄金生育年龄，过了这个岁数，卵巢功能、生育之后的恢复，都会力不从心。”所以她急着把“生育这件事情”完成。
李云加了十几个和她面临相同生育困境的群，群里的女性来自全国各地，有胎停、流产一两次的，也有七八次的。她们在群里倾诉自己的生育故事，讲述过程的曲折。“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她说。
在群里，她得知别人失败的原因，医生的处理方法、检查项目等等，会进行对比。
有时越对比，情绪越激动，秦立提醒她不要再看，有疑问的地方他都梳理过。平日把货拉到工地上后，他利用卸货休息的时间查资料，有疑问了就先截屏，晚上回去再深入搜索。
在外地，他总担心妻子精神状态不好。现在月经几个月没来，有时候打妻子电话，没人接听，他情急之下能打十几个。但一说到生育的事情，妻子就容易发火，控制不住哭起来。
固有观念像一道枷锁套在李云身上。她也能感觉到，公婆现在没孙子，在村里抬不起头。试管婴儿她是偷偷做的。无论如何，她都没有勇气告诉别人自己不能生育这件事。
几年下来，她也开始怀疑，身体付出这样的代价去生育，是否值得？她也看到过这样的说法：先做自己，再做妈妈。
6月，秦立回到老家陪伴妻子。他们绕不开对一个问题的争执，李云认为，女人生不了孩子，就没有价值了。但秦立认为，她不是为了生育而活着，不是一个生育的工具。
李云说，彩礼和生育是捆在一起的，男方愿意给彩礼，是无形中默认女方会给生孩子。
陪妻子下楼吃午饭的路上，天还在下雨，他把雨伞倾斜到妻子那边。然后，他对她说，你要坚定一个信念，你没有任何错。不能生育不是你的错，它甚至不是一个错误。
（文中李云、秦立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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